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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岁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日志

 
 

【试题批判】欲一朝而空数千年之积弊  

2013-12-07 13:08:24|  分类: 原创试题批判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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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伯鲁在《时务目论》中(评价康梁变法)说:“夫以子孔、子产治一小国,改革仅一二事,犹如此之难,几于不免,况以中国之大,而见不解者之万亿于我,乃欲一朝而空数千年之积弊,虽圣人,吾知其不能矣。”上述材料表明宋伯鲁
        A.主张变法应全面彻底               B.批评康梁因循圣人之道
        C.主张变法应循序渐进               D.认为变法无法革除积弊

        做这道题的时候,脑袋一时短路选了D,这就完全误读了材料。仔细阅读材料,材料讲的是因为积弊太重、难度太大,改革必须循序渐进。

        宋伯鲁(1853-1932),字芝栋、芝田,陕西醴泉(今礼泉)人。光绪十一年(1885)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后为掌山东道监察御史。戊戌变法期间,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走得很近,为康党代奏了大量奏折。 宋伯鲁《论变法不可太骤》,大谈欲速则不达,称言:

        今中国积弊已深,上下交困,内忧外患,相寻不已。当此之时,有识无识皆知其宜舍敝笱施新纶,不可一朝缓也。然而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久。基础甫设,祸不旋踵……今中国之民四万万,抱孱守弊,蹈常习故,狃目前,昧远大,非一日矣。使骤而语之曰:“尔之田庐身家将为他人有,凡我所以来,恳恳言变易者,为存尔也。”则必目之为妖妄矣。讲之者愈繁,拒之者愈众……夫以子孔、子产治一小国,改革仅一二事,犹如此之难,几于不免,况以中国之大,而不见不解者之万亿于我,乃欲一朝而空数千年之积弊,虽圣人,吾知其不能矣。

        作者评价康梁变法,先是通过列举古代中国的改革变法来类比。

        子孔(?—前554年)姬姓,名嘉,字子孔。郑穆公之子,故称公子嘉,宋子所生。初任司徒,后累迁为执政,摄君事。时晋悼公复霸,郑国附晋,诸大夫皆结好于晋,实力强劲。子孔专政,欲除诸大夫,遂联合楚令尹子庚,共驱诸卿。政变失败,子孔被杀,子良、子革奔楚。后公孙舍之替之当国,伯有为政。

        名侨(?—前522)年,字子产,又字子美,郑国贵族,河南郑州人,与孔子同时。他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公孙侨、郑子产。他自郑简公时(前554)被立为卿,公元前543年到522年执掌郑国国政,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

        “夫以子孔、子产治一小国,改革仅一二事,犹如此之难,几于不免,况以中国之大......”子孔子产治一小国尚且如此之难,子孔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何况是大清朝,疆域之辽阔,积弊之深都是子孔子产之郑国所难以比拟的

        作为这次变法的主导者,光绪在一百多天里先后发布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我们来看看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通过多种途径选拔维新人才。变法伊始,在保守派的制约之下,光绪认识到要使变法取得效果必须要有合适的维新人才,于是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下令各地官员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被推荐出了出来,均为光绪所采用。但是,在保守派大臣的阻挠下,本身就缺乏实权的光绪无法大量起用维新人才,无法给予维新人才更大权力,这直接决定了变法失去了真正有能量的推动者与实践者。

        二是进行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这一类改革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废旧立新,宣布废除传统的八股取士制度,建立西式学堂。考虑到科举制度维持着数百万八股人士的人生出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在考试内容中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当然,废除八股取士还是触及了原来把八股取士当成升官之道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出路,遭到了这些人对于新政的反对。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还包括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此外,光绪还下令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鼓励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但是,因为地方实权并没有掌握在维新派手里,地方官员们对于这些命令均熟视无睹,拖着不办,轰轰烈烈的一场文教改革仅有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正式创办这唯一的成果。

        三是推动经济领域改革。按照维新派的单纯想法,经济方面的改革就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对中国的农、工、商业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光绪接受康有为主张,多次下达经济改革谕令: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要求各省地方官员兼采中西各法,发展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裁撤驿站,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要求其自谋生计等。显然,要在中国当时的经济现实下推行这些新潮的经济改革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些改革对传统势力冲击极大,各省地方官员同样是极少履行,所以收效甚微。

        四是实施政治改革。光绪本身就是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情况下进行施政的,身边布满慈禧安排的保守派官员,他长期受到保守派官员的压制,对于保守派控制朝政的现实自然就十分不满,因此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听取康有为要求慎重考虑的建议,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方式,大量裁撤冗衙冗官,却没有过给这些被裁官员提供安置出路,这必然导致矛盾的空前激化。

        五是军事方面的改革。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等等。

        因为种种因素的制约,光绪所推行的这些变法举措不可能顺利推行,引发各方面的激烈反对。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太后采取措施,以稳定政局。同时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密令搜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虽然因捕拿康氏兄弟使得京城气氛一度紧张,但形势基本上较为平和,对于皇帝特擢的军机四卿亦只是不再入值而已,其他与康关系密切的新党人物也未受到波及,至少慈禧等人并不急于要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事态之所以发生逆转,是因为维新派有针对慈禧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面对改革措施的推进艰难,维新派寄希望于手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希望通过政变的方式来获得更大的变法推动力量与权威。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并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袁世凯权衡力量对比,最终选择支持势力更强的慈禧一派,于是向荣禄报告,荣禄立即上报给慈禧。光绪帝陷入“谋逆”一案,无法辩驳,从而招致慈禧的痛恨。慈禧在9月21日临朝,幽禁光绪,恢复旧制,废除新法,并于是下达逮捕军机四卿和其他维新人士。康有为得到消息迅速离开北京,逃往香港。梁启超化装离开北京,逃亡日本。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命丧顽固派的屠刀之下。一次充满希望的大规模变法仅仅历时103天就以失败告终。

        我们反思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不仅要分析顽固派的反对,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维新派的失误。

        第一、缺乏深刻的思想准备与广泛的舆论动员。戊戌变法虽然是在国内要求变法的背景下实施的,却缺乏深刻的思想准备,也没有进行广泛的舆论动员,这使得全国上下至少是在执政阶层内部没有形成推动改革的思想共识,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各派力量的广泛理解,在推进过程中就容易遇到重重的阻力,这种阻力最终转化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流血政变。

        第二、改革措施过于激进招致多方反弹。相对1898年这样的时代,戊戌变法的内容有些激进且超前了,当时的中国缺乏一个让这种激进式的全面改革可以顺利进行的大环境。在谁为谁狂看来,戊戌变法有些类似于西汉末年王莽改制的情形,改革的多数举措在今天来看具有先进性,但是却超出了那个时代的承受能力。戊戌变法的形式又有些类似后世的“休克疗法”,短时间、全方位、大面积的突然展开,但是这种激进的方式却缺乏可以承纳的现实环境。戊戌变法起因于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这使得改革的领导者实施者都有一种急切焦灼的心态,恨不得一天之内把所有的变法措施都能推动起来,恨不得中国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变得强大起来,在这样一种急躁的心态下,变法措施往往缺乏事先的详细考证,以及对后果的考虑,许多改革措施都缺乏深思熟虑,互不配套,容易激起各种阶层强烈反弹。维新派的措施不仅激起官僚阶层内部的反对,甚至也触犯了部分民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比如,大规模裁撤冗衙冗官招致官僚阶层的反对,裁撤绿营及让旗人自谋生路使上百万人需要自行解决出路,取消八股取士让许多以此为出路的知识分子充满愤怒,这些利益受损害的群体成为了保守势力坚实的社会基础,必然对变法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巨大的牵制作用。另外,戊戌变法的措施并不涉及到广大民众阶层,不涉及土地改革,没有让占他们受益,也就无法将他们拉进支持变法的阶层当中,维新派的保皇主义色彩使得他们不会过于重视民众力量,不敢发动民众,也就失去了最大的力量源泉,中国历史之上,还没有哪次改革在忽视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

        第三、维新派缺乏强大的政治权威。戊戌变法做为一次全方位的改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以及愿意配合中央的地方政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与实施者,然而,这些方面却都存在问题。戊戌变法采取的书生治国的方式,维新派官员缺乏官场施政经验,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缺乏对中国现状的了解,对西方的理解也十分粗糙,他们的治理措施及施政手段经不起现实的检验。光绪虽然拥有亲政地位,但是实权仍掌握在慈禧手中,而负责改革实施的维新派官员则无一不是边缘化的人物,缺乏足够的力量与权威。在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中央政府是一团散沙,实权在地方,而地方则无视中央权威,如此一种政治环境下要推动全面的变革,只能是难上加难了。

        第四、人为地树立了强大的对手。在当时清代官场,除以光绪及康有为为代表全力推动改革的激进维新派之外,清朝的官僚阶层还包括三股力量:一是以慈禧与荣禄为代表的有限支持派,他们掌握中央大权,对改革采取有限支持态度,他们也希望通过变法实现强大,但是这种强大的前提是不能触犯本派利益;一是徐桐、倭仁等人为代表的保守守旧派,他们排斥任何新思想,极端反对变革;一是以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员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多为地方大员,洋务派出身,对于西方事物接触较多,同样主张变革,但是长久的官场经历使得他们更了解中国的现状,既希望维持本派的既得利益,又希望改变可以温和的推进,不能急于求成。三派态度不同,利益诉求不一。对于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而言,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取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者,或尽可能使其维持中立,比如,维新派本来应该积极争取掌握地方实权的温和派的支持,所采取措施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要求,与他们结盟,同时,尽量避免与掌握中央实权的慈禧一派为敌,即便不能争取他们的完全支持,至少想法让他们保持中止,不干扰变法,但是,然而维新派却没有注意这些,他们只想实现变法的目的,却缺乏对变法过程及手段的重视,反而使得三派形成了共同反对变法的“神圣同盟”,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如果既得不到中央各派力量的支持,也得不到拥有实权的多数地方政府的支持,变法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变法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第五、在改革遇到阻力是采取了不计后果的解决方式。在改革面对激烈的反弹时,维新派缺乏足够的政治耐心,没有努力去尝试争取慈禧的支持,而是准备采取政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遭遇了慈禧的反政变,导致变法嘎然而止,以悲剧告终。慈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物,不过,我们也应该客观看待她的作为,与思想守旧拒绝一切新事物的保守派不同,她在变法之初是支持改革的,至少并不反对,只要能够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有利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她并不拒绝变通,但是,变法的进展却危害到了她的利益,这使得靠政变上位的慈禧必然不能坐视,采取措施先下手扼杀了这次变法。

        过去我们讲戊戌变法,经常说维新派的“开国会,行宪法”的主张在戊戌变法中没有实施,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体现了维新派的妥协性。

        民选议员,召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是维新人士共同的政治理想。康有为的“变政”、“变法”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的。在《日本变政考》里,他把“立制度局以议宪法”列为“变政”之大端,“改定国宪”为“变法之全体”,“二十余年始开议院”,民选议员为“日本维新之始基”。显然,在他看来,从“立制度局”到“开议院”,有一个过程,二者并非对立;制度局为议院准备条件,不是用制度局代替议院。

  1896年和1897年,康有为两次向皇帝上书(即第四书和第五书),建议“设议院以通下情”,“国事付国会议行”。当时,他的建议能否被采纳还十分渺茫,自然只能提出一般原则,没有必要详列实施细则。1898年初,他奉命和总理衙门大臣会谈,讨论变法问题,随后写《应诏统筹全局折》(即第六书),这是准备付诸行动的,自然必须考虑实行的步骤和条件,即考虑策略性和可行性,于是提出“特置制度局于内廷”的具体方案。从这以后,开制度局成为康有为全力争取的目标,又是条陈,又是面述,又是上折,再三再四地敦促载□“乾纲独断”,“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制度局遭到王大臣抵制,以“变通办法”不了了之,实质上被勾消。在浪涛汹涌的斗争中,内阁学士润普通武上疏请开国会,谭嗣同、林旭也主张开国会,康有为反对,理由是“而今守旧盈朝”,如果立即召开国会,势必为守旧势力所把持,结果反而会成为推行新政的严重障碍,所以“万不可行”。在他看来,百日维新属于“变政”的开端,为“变法”扫清道路、准备条件,关键在于破格提拔维新志士,使之掌握权柄,统筹全局,制定变法章程。开制度局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开制度局受到阻挠,康有为采取迂回战术,又“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这个建议还来不及实行,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就夭折了,开国会的问题自然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从思想到行动,全面考察,可以批评康有为不如谭嗣同、林旭等人“激进”;但因为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力主“开制度局”、“开懋勤殿”而不赞成“开国会”,便斥责为“背弃自己政治纲领”,“亲身消灭了”自己和洋务派之间的“界线”,“希望留下一条道路,与洋务派封建大官僚取得妥协”,这种评价其实是不公允的,完全忽视了当时中国的积弊之深,过分的苛求维新派,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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